三乃分教會發展到台灣的歷程

三乃分教會奧谷光弘

到臺灣去

 

一九七○年秋天，當時的三乃分教會長夫人－奧谷朝乃女士因重病而臥床。然而，她專心拯救的熱忱精神卻不曾稍有減退，仍不時鼓舞著前來探望她的「理之子」們。

那個時候，愛知教區青年會企畫了一個以臺灣為目的地的海外研修會，參加者皆為各分部的委員長。

可是不湊巧的是，我們三乃分教會所屬的地區的分部委員長因故不能參加，而且也找不到人可代理。

當時，我就職於靜岡縣濱松市的國鐵濱松工場，也是一個佈教所的所長。

對我而言，朝乃女士是救我於病危時的「理之親」（教母），也是我養母。

就在我回教會探病時，她強力說服我：「去參加這個研修會，到臺灣去。」

而說完這話的養母，竟在十天後與世長辭。

從此，我把有恩於我的養母的那句話當做是遺言，一直到今天仍持續不斷的以「海外傳道」為目標而做。

於是一九七○年十一月，身為三十二名團員中一份子的我，生平第一次踏上了臺灣的土地。

 

銘記養母的遺言

 

「我要將尊貴的父母神神意宣揚在這片土地上！」懷著這種雄心大志站立在機場。但耳邊聽到的卻是全然不懂的語言。

而且更糟糕的是，吃的東西全是油膩膩的，完全不合我的口味。「這要如何佈教呢？」第一印象竟是如此的充滿著不安。

雖說是研修，但對團員們而言，由於是第一次的海外旅遊，因此，難免比較熱衷於觀光活動，然而銘記著養母遺言的我，卻滿心期待能藉此為更多的人行使神授，講一些神言給人聽。

五天四夜當中，很幸運的認識了一位會說日語的年輕人－陳進忠先生。並且為六個人做了神授。

 

國鐵職員兼海外傳道

 

那是我四十三歲時的事，此後，第二次，第三次‧‧‧‧我開始平均一年到臺灣兩趟。然而，對薪水微薄的白領階級而言，出國旅費可是一個莫大的負擔。

當時，在濱松的佈教所，用木大約有四十餘名，其中有不少人同是在國鐵就職，我呼籲他們一起加入海外佈教的行列，就這樣，增添了數名的贊助者。

於是，我們開始每個月積存費用，每半年就有二、三人出國。不過身為國鐵職員的我們、即使用連假，可出國的時日也有限，頂多就是五、六天罷了。

直到二年後，我從國鐵退休，才能夠充分的利用一個月的簽證期，正式的從事佈教活動。

 

第一次的修養科生

 

昭和五十年，我到臺灣傳道的第五年，嘉義市出現了三名希望入學修養科者。

而為了準備旅費及修養科的費用，有人變賣土地，也有人跟人借錢。但是，當時的臺灣還處於戒嚴期，人民要出國一趟並不容易。

首先，第一個要面對的問題，就是護照的取得。現在的一般國民辦理出國手續非常方便；然而當時要出國的人，先要拜託公司行號給與一個職稱，並有半年分的繳稅證明，才可以商用護照的名義辦理出國手續。不管是金錢上、或是時間上都得大費周章，十分麻煩。

「一切準備已就緒。三個人將於四月十日飛抵大阪機場，接機之事，就有勞費心了。」這封告知三人抵日的名信片，有如做夢般的到達我手中。

 

大阪機場的熱淚

 

「託您的福，得以蒙賜修養科生的佑護。」我在亡母的靈前稟告，並向父母神及教祖致謝。恰好就在那個時候，從電視的新聞報導中得知了「臺灣的蔣介石總統崩逝」的消息。

「怎麼這麼不湊巧呢？難道時候還沒到嗎？」一時間，還真令人感到沮喪。

當時的蔣介石總統是個十分偉大的人物，不管你走到哪裡，甚至在一般的家庭中，都可看到他的肖像。

相信屆時一定有很多的海內外僑胞回國參加喪禮。而這個時候趕著出國，可行嗎？

觀察台玩當時的現狀，我不得不如此堅信，也因此而感到氣餒。

那時電話還沒通，也沒辦法確認，但我仍由名古屋搭乘新幹線，隻身前往大阪。

我在機場大廈的頂樓等待旅客下機，「八成是來不成了，不過或許來了也說不定」。

心裡七上八下的，想個不停。就在此時，遠遠看見凌空飛來的班機，正緩緩的準備降落。

壓抑著一顆劇跳不已的心，我專心凝視一個個的下機旅客。

可是許久過後仍不見三個人的身影。「看來這是最後一批旅客了吧？」正當如此想時，突然看到三個穿著同樣服裝的人，高舉著兩手，一直向著我這邊揮手。

 

「來了，來了，啊，是她們三個沒錯！」我在內心狂喊的瞬間，熱淚不禁奪眶而出；任兩行淚水奔流，此時的我似乎只想向著天空高聲叫嚷。

這就是頭一號的修養科生：黃邱碧珠（一年後，成為乃會佈教所所長）、陳徐素金、李廖清柚，三個人都是四十年代的婦人。

那個時候我們夫婦剛好生下七男，於是以嘉義市的「嘉」字而取名「嘉弘」；也是為我忘不了在大阪機場的那一份激動心情而來。

 

努力化討厭為喜歡

「辛勞就是種子」，這道理大家都懂，而我在台灣的傳教，長期以來最辛苦的就是吃的方面。

原本對中華料理就不喜歡的我，為了能夠轉而沉浸在其間，可經歷了不少事情。

說到「豬肉」，我所知道的只是陳列在超市、那種小盒裝的豬肉，而在台灣市場所看到的卻是連著豬腳、垂吊著的巨大肉塊；再仔細看清楚，連豬頭都擺出來，還可真嚇人呀！

不只這樣，連豬舌、豬耳、豬的各種內臟，這些當時日本都捨棄、我一點也不喜歡，甚至覺得十分恐怖的東西，老是會出現在我的面前。

對此十分困擾的我，終於忍不住的問道：「怎麼儘是端出來這樣恐怖的東西呢？」

「那是因為你是貴賓的緣故啊！在我們這裡，這些遠比豬肉少量的特殊部位，價格可要貴多了，而且也好吃好幾倍。」

聽了這話的我，當場有如受到頭棒喝一般驚醒過來，並為自己無法領受對方的好意深感羞恥。

從此以後，我含著淚水，不斷努力，決心「若要與這片土地打成一片，非得化討厭為喜歡不可！」

經過五年的歲月，我終於練就了對任何食物一律來者不拒的功夫，而且真正的覺得「台灣料理的確是世界第一！」

 

言語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在二十三年前，四十歲以上的人大概都會講日本話，因此，對我們這些不會中文的人來說，在台灣從事佈教活動是可行的。

當然要到海外佈教，不用說，學習當地的語言是必備的條件。因此，我也有一段時間非常熱衷的學習中文，在稍有心得後，便得意洋洋地想學以致用。

不料，竟然大失敗。曾有一次，我從嘉義要到台南去。當時，我很得意地用閩南語對送行的人說到：「我要去台南。」才說完，大家以笑成一團，原來我的破發音變成了「我要去殺人。」

我被嚇了一跳。因為我「台南」二個字發音有問題，多說幾次過後，一聽果然變成了「殺人」。而為了怕將來招致更多類似的誤解，從此之後，我便不在說中文。

但是，由於學習語言是必要的，所以，我開始推薦對天理之道有理解的台灣年輕人到天理大學別科日本語課程就學，讓他們得以在原地學習日語。

到目前為止，已有十個人畢業，其中有一個住在美國紐約的年輕人，至今仍用日語和我信件來往。

 

 

不可思議的緣分

第一次到台灣時，由於是團體，所以我根本不用操心吃住的問題，而從第二次開始，一行三人的一切，則必須由我一肩挑起。

在台北松山機場的計程車乘車處，一一問司機，「請問你會說日語嗎？」，這時候一位王姓司機答道：「我會一點。」

在台期間承蒙王先生的多方面照顧，因此，回國後，我寄了一封謝函給他。沒多久，隨即接到他的回信。

令我吃驚的是，那是一封文詞並茂、像是出自名家之手的信函。我內心不禁為小看他只是一名司機而感到抱歉。

幾次相處下來，彼此越來越熟悉之際，我接受了他的邀請，前往他家拜訪，並享用了王太太親手做的豐盛菜餚。

那一天，王先生並把他的拜把兄長郭芳伯先生介紹給我認識。

郭先生服務於報社，一口流利的日文，簡直與日本人毫無兩樣。

「由台灣寫給你的信，每一封都是我代筆的。」聽到郭先生如此地說，我再度感到訝異，並重新向他致上由衷的謝意。

郭氏夫婦目前是三乃台光佈教所的負責人：女兒嫁給我的長男，現在服務於海外佈教傳道部，

有兩個可愛的小孩。父母神所賜與的緣份真是不可思議啊。

 

周陳素娥女士的恩情

初次到台灣來，不管走到哪裡，語言完全不通，當時有一位給與我全面性幫助的大恩人。

她就是「敷島」周陳素娥女士。

當年的台灣要申請出國並不像現在那麼簡單，而一直在等待著我來台灣日期的周陳素娥女士說：

「我來作陪，順便學習教義。」就這樣，由開始到結束，每天跟著我，為我翻譯。

不僅如此，還讓我們住在她家裡，有如親人一般的照料我們的飲食及各方面。

琵琶能有今天的道路，周女士最是功不可沒；而她更是我永遠忘不了的恩人。

 

臺大醫院內對多數人的神授

我第三次抵台時，在一個機緣下，曾每天到當時台灣最大的國立台灣大學附屬醫院，為三個病房、二十四病患行使神授。

住院在此的病人，並不僅限於台北的人，中、南部來的也不少，經過一番查詢，得知出院後病人的住址，於是我們的行動也開始擴及中南部。

在這個醫院裡，認識了一位來自嘉義，名叫黃邱碧珠的婦人，她的父親患了肺癌，住院於此，在她前來探病時，我們命運有了交集。

後來，以碧珠女士為中心，在南部地區展開了活耀的佈教活動，並在嘉義市創立了頭一間的佈教所。

 

願此道永續不斷

雖說「台灣的道路」是因義母的一句遺言而開始的，但若無教祖走在前頭睗與祐護哪有今天，而如何讓此道路能永續下去，將是今後最重要的課題。

於是，我將自己沒學好的語言寄託在孩子身上，首先，把長男送到台灣留學。

很慶幸的是，接著三男、四男也繼續留學台灣，目前三個人都能說一口中文。

想到亡母一片熱忱，如今能有這樣的成果，我除了滿懷感謝外，並在祖靈前誠心稟告。

但是，最讓我由衷高興的是，我附帶的得到了一份想都沒想到的貴重獎品。那就是「在台灣出生、成長的孫子」。

或許這是「蒙受過多的祐護」也說不定，如今連在台灣出生的孫子都會校正我這個做爺爺的中文發音。

雖然在語言方面，我所蒙獲的祐護甚至及於孫子一代，但我決心更盡真誠，以使父母神的教導能世世代代的永續下去、興盛不衰。